〈火花、串珠、丁亥年秋〉之三

方濟會士

[Ⅰ]

在南中國海一帶的台、港方濟會，同屬於中華之后會省，香港區在晚近成立為孟高維諾（元代時首位來華的天主教傳教士）區會。就算在狹小的台灣，台北、桃園及台南新營的方濟會都各有不同面貌，這大抵跟過去的比利時、義大利及德國傳教區的劃分，以及南、北台灣的差異有關；南中國海另一邊的香港，當然同台北泰山有所差異。

香港弟兄團體給我的印象，如同窩打老道會院一般，小而精緻。大願弟兄不多，彼此分擔及各自負責的工作量頗多，往往一位弟兄身兼數職，所忙的不外乎是東亞合作、修會事宜、修道培育、教區輔佐、堂區服務、神修指導、青年牧民、撰寫專書、精研學問、學校使命、藝術創作，及學院講座等等。在港的弟兄多身處壯年，都予人幹練及學有專精之感。方濟會生活有兩個幅度，即院內靜修與外出宣講，窩打老道會院給人一種堅實的感受，像一座堡壘，讓會士們在外出宣講前，充分地妥善準備；窩打老道會院大隱隱於市，合理而適度的門禁與會院管理，的確能幫助會士們做到院內靜修，但卻不是方濟會生活最該強調的。

[Ⅱ]

香港區會另有一座位於港島渣甸山的會院，那便是思高聖經學會的所在地。

方濟會為中華教會提供了什麼樣的特殊服務？山東、山西、陝西、湖南、湖北五個省的傳教及修院培育工作可以是一個回答，為重禮教而拘謹的中國人帶來了自由奔放的方濟精神，也可以是一個回答；這兩個回答，同聖經工作相比較起來，有一種不成比例的縮小。華人教會一直沒有屬於天主教正典（canon）的，譯自於原文的，兼具學術性、精準度及文采典雅的完整版本聖經，直到1968年聖經學會的《白冷聖經》出版為止；將天主教聖經翻譯為中文，是方濟會在華工作的首要特徵，而五省的傳教事業及自由喜樂的方濟精神，是這項使命的前奏、溫床與催化。

如果使命已經達成，聖經學會便可以成為歷史，但目前使命仍未完全實現。從1935年五月十一日，雷永明神父開始在夜裡翻譯聖經開始，這使命已踏上實現之途。約在1941年時，因北平軟禁導致的譯稿喪失，只得重譯，但有五位方濟會士加入工作行列。1945年八月二日，思高聖經學會在北平成立。1948年遷往香港。1961年譯經完竣。1975出版《聖經辭典》。聖經工作的使命還包括有聖經譯本的重新修訂，聖經研讀的推廣，聖經靈修的培養與學術研究的鼓吹，故仍有相當長的路要走。目前有多位學有專精的在俗教友投入工作，亦有不少在學會外的合作伙伴。思高的多位前輩在近幾年陸續過世，其景令人感傷，但我相信一個團體若已經形成典範（paradigm），那麼這些前輩們就常與我們同在。

思高聖經學會不單只是一個工作取向的機構，更在基督徒成聖的運動中報捷。雷神父堪稱是亞西西聖方濟的真實神子，他的熱忱與榜樣仍在我們之中發生著效力。他的遺骨在出生地所在的西西里會省的要求下，已經遷返，目前在渣甸山庭院一側的只是墓碑。其棺槨經劈材、密封處理後，存放於他生前最後歲月住過的房內；而他在團體工作間所使用的書桌，多加上了一件聖像，畫面正是該書桌的原使用者。敬禮聖者的遺物，不是要迷信物質帶有神力，而是在提醒，聖者的成聖是將福音從心靈擴展到肉體的過程，是把信仰從思想落實到具體生存情境的過程；但願有更多人密會雷神父的精神，從而勃發出對天主聖言的神聖渴望……。

[Ⅲ]

有人抱持這種看法，那就是住到像廟街這一類的地方去，成天跟他們混在一起，逐漸地感動他們，這較為合乎方濟會士的身份。有人可能會說，香港兩座會院的座落都是高級地段，我們成為了在富翁當中的小窮人。聖方濟愛好與人為友是不限定特定階層的。兩座會院乃因有恩人資助而能使用，在高級地段居住並不能反映出方濟會士的心態。可是，若弟兄們對於自己真實的身份沒有足夠的認清與認同，將受周遭環境影響，成為了喪失真實身份的修道人。

基於不同的心態，方濟會士以不同方式來使用空間。小弟兄不會像本篤會士一般，四處尋覓福地，落腳後久居不遷，小兄弟也不會像那些荷里活影視明星一般擁豪宅開派對；四海都是小兄弟的會院，小兄弟不應困守在孤島般的會院內，小兄弟要對外廣結善緣，且適度開放使用中的會院空間，與人共享聖堂、祈禱所、神修中心與獨修地。但願真有人來拜訪方濟會院時，心中燃起神聖的渴望。



澳門

人

從中環港澳碼頭上船的旅客，在初抵澳門本澳時，能感受到頗大的落差；這裡不是金融中心，也不是高等學府林立之處。早在十六世紀，西洋勢力便已進入澳門，為何在發展上卻是相對落後？我沒有心力去做詳細的考察，但大膽臆測，葡國在殖民經濟體系中的趨弱，殖民政府的作風，缺乏深水良港及足夠的腹地，是相對落後的因素。

如果說盎格魯‧薩克遜積極冒險的作風，外顯在港島的繁忙當中，那麼澳門給我的印象，像是一位在樹下發懶瞌睡的南歐騎士。港澳兩字常同時被掛在嘴邊齊呼，卻各自有不同的命運，當港島的經濟與大廈在前頭拔尖拔高時，澳門彷彿成了後花園，供人休憩賞玩。值得玩味的是這座後花園具有一種矛盾，那就是浪蕩（賭博、色情）與虔敬（聖堂）共存。

基督徒

十月十一日白天，我與楊炎、書源一同參訪了本澳的八座聖堂，這是我們停留澳門的短暫時間。我們到過老楞佐堂、聖若瑟修院聖堂、聖奧思定堂、玫瑰堂（含文物館）、主教座堂、安多尼堂、墳場聖彌迦堂，及東望洋雪地聖母堂。我們也去了聖保祿堂廢墟，及俗稱的「大三巴」，且在聖藝展覽館旁的殉道者厝骨處以齊唸「信經」來宣發信德。

參訪當日並未遇上主日天，我們沒有機會看到本澳的教會在主日天的情況。我在這些奠基於十六世紀，於今被納入聯合國教科文世界遺產的美輪美奐的聖堂裡，產生了一種直觀；我從外部事物的細管子窺見到的、經驗到的本澳教會，是一個遺跡的教會，其建築物比較像是放在博物管理供人瞻仰的物品，不像是基督徒熱絡往來的祈禱、聚會場所。我所感覺到的冷清，不是因為聖堂內少有基督徒走動，而是在於聖堂內的氛圍，是很久沒有舉行過真正誠心的崇拜活動了。

我的直觀在當場得到粗略的證實。我問楊炎是否也對「遺跡的教會」這觀點有同感，他說是的。此外，澳門在十六世紀時已接觸到天主教會，照常理來說應當是能夠派出大批的傳教士往異地去服務，但實際的情況卻不是這樣，提起來自亞洲的海外傳教士，有越南、菲律賓、印度及南韓的，就是沒聽過有澳門的。後來，「遺跡的教會」之直觀在窩打老道會院我的a牌電腦上，得到實證數據上的證實，八成的澳門人信奉民間信仰，基督信徒約百分之一。

這些建築物讓我感受到一種巨大的不均衡；聖堂歷史久遠、規模宏大，但教會的發展卻裹足不前，在當地的宗教環境中顯得孱弱。我也問，「天主教給澳門人帶來什麼，留下什麼」，難道就只有這些世界遺產，一間耶穌會起建的大學，以及當地頗為普遍的中葡通婚？澳門教區在近代是遠東第一個主教區，各修會在這裡也曾有不少貢獻，但目前的景況卻讓人心生「帶來了什麼？留下了什麼？」的疑惑。

若我是澳門人，我如何看這些聖堂？若我是十九世紀中期的澳門人，我家可能有媳婦是葡國女孩，我卻覺得那些聖堂是會講葡萄牙文的人去的地方，不干我的事；若我是一九六０年代的澳門人，這些聖堂給我的印象可能是有很多的傳說，有很多繪聲繪影的夜半故事，是跟祖宗有關的，為我現在的生活沒有很深的意義。

鬼魅的氣息往往在古蹟翻新時一掃而空。問題是，普遍的澳門教友的信仰，是否業已除魅革新？一種習於傳說的信仰型態，不會是一種強調更新與成長的基督徒信仰型態；這是因為傳說不講求真實，而基督徒的生活卻要在神的眷顧下，「成為真實」。澳門教會若要突破現狀，必要擺脫這些遺跡的陰影；回歸基督信徒的信仰核心，是超越的泉源，能讓宏偉的聖堂真正成為祈禱之所。燒掉那些傳說小故事吧，拭去聖經上厚重的塵埃，「拿起來唸」！

方濟會士

「花王堂」的主保聖安多尼是方濟會的大聖師。在造訪過的幾座大堂裡，我們看到有幾件方濟會聖人的雕像。這些是目前方濟會在澳門可見的標記，幾世紀前小兄弟們的足跡都已走入史冊，成為少為人知的檔案了。香港區會已故的梁雅明神父是本籍的澳門人，但他加入小兄弟會之後，澳門已不再是他主要的活動場域：謝華生神父原為澳門教區修生，但他申請離開而轉入小兄弟會，也可以說跟澳門脫離了關係。

我不知道當地人怎麼看這些能讓人誤以為天主教實行多神崇拜的雕像擺設，不過，若有人將聖安多尼當作婚姻的「守護神」，我一點也不會驚訝。誰能為當地人指出，聖安多尼對於他被當作守護神來迷信是會感到極為厭惡的呢？跟他穿同樣的棕色會衣的小兄弟們現身講法，可能具有說服力。

宣道者見到了澳門的現況，很難不大燃心火。道明會士常問，「誰是我的庫曼人？」，換作是方濟會士，也能以同樣的口吻說，「我要往我的摩爾人那裡去」。同澳門的賭博、色情（二者都對婚姻不利）的惡勢力周旋，需要有殉道的勇氣，以及超乎常人的智慧。